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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主創詳解《長津湖》六大疑問

      2021-10-14 09:44:23  |  來 源:北京青年報  點擊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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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“每隔五十年,就是人們合上歷史教科書準備遺忘的時候,所以我們需要電影來防止我們遺忘一些事情。”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田卉群引用一位導演的話來說明《長津湖》正是當下中國最需要的電影。

        由中宣部電影局主抓,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組織創作、大力扶持、聯合攝制,北京市電影局立項審查,北京博納影業集團、八一電影制片廠領銜出品的電影《長津湖》,于9月30日公映,創造了眾多電影紀錄。

        《長津湖》的制作規模、投資規模、拍攝時間跨度、動用的演職人員數量都創下了中國影史之最。超大規模的服裝道具軍事裝備準備,超百公里的戰役戰術設計,堪稱是中國電影影史上前期人員最多的一次,達到了7000多人,加上后期,參與電影的人次達到了1.2萬。

        北京青年報推出兩個版的專題報道,來講述今日之中國為何要拍《長津湖》。

        劇本創作

        寫了五年時間,編劇蘭曉龍都做了哪些?

        博納影業集團董事長、電影《長津湖》的出品和總制片人于冬表示,博納影業最早是在2019年7月份接到了國家電影局關于拍攝抗美援朝題材的任務,就在全體主創籌備了9個月準備開拍的時候,突如其來的疫情使得電影拍攝被迫中斷,“當時有將近兩千人滯留在丹東,其中包括大量的外籍演員,不但不能離開,還要面臨簽證過期的問題”。

        之后,經過北京市電影局和中宣部電影局的研究決定,影片拍攝延期,在接下來的9個月里,劇組上下把大量的時間精力都花在打磨劇本上,“目前影片的完成度如此之高,跟那段時間的籌備有著很大的關系”。

        盡管是2019年決定拍攝《長津湖》,但編劇蘭曉龍創作《長津湖》的劇本卻時間更早,他用5年時間寫完了13萬字的《長津湖》最初劇本。蘭曉龍曾創作過《我的團長我的團》《士兵突擊》《生死線》等經典軍旅影視作品,很多網友將其視為軍旅作品的質量保證——“你永遠可以相信蘭曉龍”??催^蘭曉龍作品的觀眾都知道,蘭曉龍作品中總會提及一個特別的連隊:鋼七連。此番《長津湖》的故事,將“鋼七連”再次呈現在世人面前,以連長伍千里為代表的七連戰士,在片中逐一報出自己的姓名和編號時,彰顯出的英雄精神傳承與七連“打不垮更打不死”的戰魂,令無數觀眾動容。

        對于和蘭曉龍合作,于冬表示,《長津湖》不僅要勾勒宏觀歷史,更重要的是要塑造藝術形象。在這種千頭萬緒又宏大又龐雜的歷史面前,蘭曉龍顯然是最為適合的編劇。13萬字的劇本精修后還有6萬字,又經過反復打磨,“最終,這些人物形象是感人的,是能夠讓電影立起來的”。

        劇情釋疑

        為什么沒以楊根思或以

        冰雕連的故事為核心?

        長津湖戰役中,楊根思、冰雕連等“至死不退”的英雄事跡廣為流傳,而《長津湖》為何沒有以他們的故事為核心進行創作?于冬表示,《長津湖》不是拍一個戰斗故事,不是拍一個戰斗英雄。“長津湖戰役是具有史詩感的一個戰役,從這個戰役如何布局、兩軍對壘到最后交鋒的過程,需要一個宏大的視角來展現,而不是從某一個人來說。所以用了七連作為故事線,將這個連隊的藝術形象和歷史人物、真實事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。楊根思、冰雕連是戰爭的一部分,也是電影的一部分,但不是全部。”

        黃建新介紹說,《上甘嶺》等電影拍的是朝鮮戰場上的西線作戰,很多人對東線作戰了解得比較少。“像‘冰雕連’的故事,我是在上世紀90年代才知道,原來東線那么艱苦。面臨著歷史上幾十年不遇的寒冷天氣,我們的戰士們連厚棉衣都沒有,而且白天敵機轟炸不得不隱藏起來,晚上才出來打仗,加上通訊設備不足,又沒有坦克,沒有重武器,也沒有飛機。但是美軍全是‘佩刀’(F-86戰斗機)、‘黑寡婦’(P-61戰斗機),B26、B29轟炸機等等,志愿軍面臨著武器強盛于自己無數倍的兵力。那個時候就覺得真是難以置信,但又的確是事實。當了解到我們犧牲了那么多人的時候,你會覺得這是一個殘酷而又偉大的轉折,后來,有了互聯網之后,可以看到更多影像資料,了解得越多,就會越有一種沖動,如果有一天可以拍它的時候,那會是一部特別有意義的電影。”

        黃建新表示,片中的七連是虛構的,“如果太過寫實,是很難寫下去的,所以七連是虛構的,在背景設置上參考了許多方面”。楊根思和“冰雕連”雖然不是影片中的重點敘事對象,但他們的精神都在影片中體現,組合起來才是《長津湖》。

        拍攝團隊

        不是“拼盤電影”,為什么要用三位導演拍攝?

        于冬透露,在決定拍攝《長津湖》后,他一直在考慮由誰去拍。“在如此短的時間內,中國任何一個導演單獨拍,都難度巨大。它的格局、它的題材、它的故事要求它必須抓緊一切時間在冬天拍完,所以需要有更好的團隊、更好的制作班底、更多時間的準備。前期劉偉強導演開始籌備,中間因為疫情停下;后來有徐克導演、陳凱歌導演重組,我們又重新整理劇本,最后林超賢導演加入。整個過程都是機緣的組合,到了這個時間點了,這些人就出現,這個機會就來了。”

        于冬和黃建新都表示,《長津湖》雖然是三位導演聯手,但它不是“拼盤電影”。黃建新解釋說:“第一,《長津湖》是一個完整的故事,它不是一時興起的劇本?!堕L津湖》是一個有著完整走向的電影,片中創造了一個連隊的集體形象,也創造了兩個主角——千里、萬里兩兄弟。同時我們也寫了領袖的兒子,一個領袖的孩子,一個平民百姓的兒子,都為了國家沖鋒在前,它是一種精神上的通達,非常完整,‘拼盤’的前提根本就不成立。”

        第二個原因,則是影片拍攝難度。像《大決戰》也有導演組,是很多導演參與的,黃建新說,“那樣規模的戰爭電影,只有一個導演拍,至少得拍4年,所以《長津湖》有三個導演大家一起執導是很正常的事情”。

        于冬表示三位導演各有所長:“陳凱歌導演有非常宏觀的歷史維度,知識儲備是最強的;徐克導演擅長現代電影的技術、特效和對整個商業片的把握;林超賢導演是這些年中國拍戰爭片和動作戲最好的導演。我請陳凱歌導演來把握整體電影的基調跟主題;徐克導演注重他擅長的商業電影的表達、對美學的追求;林超賢導演注重拍動作戲跟戰爭戲,以及對細節的把握——這三個人往這兒一放,化學作用非常強。”

        導演分工

        三位導演如何協作,意見不一致怎么辦?

        于冬介紹說三位導演分三組同時進行,“說是三組,實際上三位導演背后還有A組B組C組,大大小小加起來有16個組在跟著導演同時推進。”

        說到三位導演的具體分工,于冬透露:“陳凱歌導演負責拍攝志愿軍入朝鮮的部分,那幾場戲的時代特征、時代氣息,人物性格的確立,陳導都把握得非常完美;徐克導演主要注重影片故事的完整性和生動的細節展示部分;林超賢導演更注重驚險刺激的戰斗場面,以及在動作設計當中完成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塑造。三位導演分工明確,且各有側重,再加上黃建新導演作為總監制來協調三個大組之間的人員、道具、服裝以及軍事裝備的調配,這個過程中,攝制組里的人加起來超過了7000人,如果把三個組并行疊加的時間拉平來算的話,前前后后至少需要400多天。”

        作為總監制,黃建新的工作是進行統領。當被問及三位導演是否在拍攝過程中有意見不一致的地方,黃建新表示,三位導演之間的銜接,不是他一個人的事,而是有巨大的體系保證導演之間的銜接。“導演們主要的精力還是在人物創作上,其他的細節都通過協調來完成銜接,若有了大的問題,跟戲劇有沖突了,才會請導演開會來商量?;蛘呶野そM去跑,跟這個導演開完了跟那個開,拿出一個結論之后再去協商。大家服從于一個結構,這個非常重要,所以中國電影進步了,就是因為這樣的結構。”

        黃建新稱贊三位導演都特別投入,“都表現了自己的特點,包括陳凱歌導演的那種詩意的表達、對人物特別細微的刻畫以及微妙的情感,徐克導演那種視覺的彰顯和極棒的節奏感,和林超賢導演那種硬仗的感覺以及強烈的刺激。”

        角色選擇

        千里、萬里兩兄弟為何選吳京和易烊千璽?

        影片中千里、萬里有象征的意義,兩兄弟遠赴千萬里,在異國他鄉并肩作戰,萬里從一個完全不會打槍的農村孩子,到最后成長為一個戰斗英雄。

        為何選擇吳京和易烊千璽主演兩兄弟,于冬說他看到劇本時就條件反射性想到了吳京跟易烊千璽,“這兩個角色就像是為他們寫的一樣。我在看了《少年的你》之后,覺得弟弟萬里這個形象就是易烊千璽。五年前,蘭曉龍寫千里、萬里的時候,易烊千璽還沒上中戲,但好像就有這樣一個角色在不遠處等著他。”

        吳京當時正好是腿傷最嚴重的時候,正在康復期,如果再去拍戲再受傷,他這個膝蓋就廢了。于冬回憶說:“我第一次見他時他拄著拐,拿著剛剛從北醫三院拍的片子來辭演。經過一個下午加一個晚上的深談,他還是說:‘我演不了!’我當時說:‘你不用現在回答我,先看本子。’他拿走了劇本??赐曛?,他主動來找我,說:‘還算數么?’我說:‘我在等你!’他說:‘我演!’于是就有了這兩兄弟。”

        創作難題

        拍攝時都經歷了哪些困難?

        提及《長津湖》拍攝的艱難,于冬以“千難萬難、千險萬險”來形容。

        于冬介紹說,影片開始拍攝時,處在疫情剛剛穩定的階段,大家對電影市場免不了有些擔心。“我們每一個鏡頭,每一場戲都是要砸錢的,因為這場戰役的每一場戲,幾乎都需要調動千人以上的拍攝團隊及群眾演員。做這個電影最難的是,要克服這些困難,更不要說大量的服裝道具準備、大量的戰役戰術設計,僅僅是服裝道具,就有非常多的變化。從入朝到在最寒冷的風雪當中戰斗,化妝服裝的風格要統一、連貫。還有大量的裝備、道具,這些的籌備實際上工作量是非常大的。舉個例子——坦克,我們造的坦克道具是能跑起來的,坦克在拍‘仁川登陸’時是全新的,但后面要砸爛,一個協調不好,拍攝順序一錯,坦克就沒了。”

        因為所有戲都要在冬天完成,所以幾乎是三個導演同時開機,前后最多相差一個月,這種平行拍攝,會有大量的統籌工作,監制黃建新起到了關鍵作用。

        黃建新表示,拍攝受疫情影響很大。“我們成立了一個疫情防疫小組,光徐導組就有17個人。三天做一次核酸,你算一下,7000人三天做一次,要做多少次?我今年不到一年的時間,做了五十幾次核酸,就是為了拍這個戲。我們外籍演員數量很大,有一些從國外回來不久,大家要怎么樣控制疫情,絕對保證安全這件事,就變成一個巨大的事情,有時候要更大的場面的時候來不了,把我急的,馬上調整計劃,每一天都在變。”

        除了疫情,劇組還要承受成本壓力。“比方說我們要做80個坦克,一個坦克上百萬,咱們沒有現成的美式坦克道具,都是蘇式坦克,因此都得重做。國內能夠開得動的就幾輛,這個坦克還要每一次從兩個組、三個組來回地調,用大吊車吊坦克,這兒拍完了拉到那兒。拍攝《長津湖》完全超出了我的經驗范疇,我說凱歌這事怎么辦,他說咱們想辦法協調。這么龐大的一個組,一調整計劃就造成很多一系列問題,我們都是努著勁往前走,沒有協作是完不成這個電影的。”

        此外就是進度的考驗,黃建新說:“因為這個戲的難度太大,根本拍不快,動不動就是幾百人、上千人,有的時候算上工作人員有六七千個人在現場工作,而且有大量的夜景,難度非常大。還有特效的合成等等,這一系列都超出拍電影的常規范圍,遇到了很多挑戰。我們有幾十家特效公司,幾乎同時差不多有40家特效公司來參與。因為沒有一家公司能打包票完成,包括全球很大的特技公司以及中國一些新晉的特技公司、很有創意的年輕人也都來集體參與。”

        《長津湖》是中國電影史上龐大的工程,于冬表示,這是一個龐大的攝制組,在中國電影工業化水準推向新高地的背景下,在創作上、影片制作規模上都創造了先例。

        在經歷了電影生涯的再一次考驗后,黃建新認為一切的磨難都值得,“《長津湖》會讓你熱血沸騰,更愛這個國家”。(相關報道見B1版) 本版文/本報記者 肖揚 統籌/滿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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